讀了《大國學：季羨林口述史》，一本很有意思的書。書看著又大又厚，因是一個90多歲的老人在病房里的閑聊，讀起來很輕松。這本書記錄了老人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16日共74次口述的內(nèi)容。最后一次口述，距季老去世不到一個月，算是老人臨終的話了。蔡德貴也是一個60多歲的老人，能花這么長時間聽一個近百歲老人的訴說，真的印證了蔡先生“德貴”之名，這份情誼尤讓人感到珍貴。


　　能看出，這些口述基本是原始記錄，除作者可能刪除一些不便發(fā)表的內(nèi)容外，大多是原話呈現(xiàn)。比如季羨林談及給魯迅兒子監(jiān)過考，記錄者問：“他是魯迅的第幾個兒子？”作者對這種冒昧的問話也未作修改，可見是為了保持對話的原貌。因這個緣故，書中重復的部分頗多，對丁玲、胡也頻、沈從文、《儒藏》、朱熹、馮友蘭等很多問題都反復涉及，卻未見深入。這可能是一個近百歲的老人比較真實的思維狀態(tài)，心中糾纏了很多問題，真要說起，已無力再作連貫的記憶和思考，所以談話是碎片式的，話題往往也轉移得很快。季老雖有做口述史的愿望，但過高的年事已讓他難以完成這樣的重任，他自己也說“腦子忽然就卡殼了”。在我看來，這本書如果叫《與季羨林先生閑聊》或《季羨林先生閑聊錄》，就比較名副其實了。我想季老最后對這種口述有了心理依賴，更多的是因這種對往事閑聊的樂趣，并不是真的想留下一部嚴謹?shù)目谑鍪贰?br/>
　　這本書雖談不上是口述史，但對很多傳聞還是做了澄清。比如一直有新聞報道說張藝謀拜訪過季羨林，季羨林在談話中明確否定了這點：“他沒有來過?！薄安徽J識這個人，名字知道。”在談話中，他也表達了自己對郭沫若和馮友蘭一些作為的不屑，甚至用了“四大無恥”一詞。

　　不過老人有些話語的重復很有價值，比如他屢屢從“禰衡罵曹”談及中國“士”的精神。他說：“我佩服的，文的是梁漱溟，武的是彭德懷。我佩服的就是敢頂，敢頂是中國的士。中國的士，是任何語言翻譯不了的，士可殺，不可辱，士跟中國這個俠呵，有聯(lián)系?！彼辉僬f，自己最想寫的兩篇文章是談中國的“士”和“俠”，他認為把“士”翻譯成“知識分子”太淺薄了，認為知識分子除了要有知識外，更重要的是要有骨氣。

　　可見，季老在晚年還一直在沉思“士”所代表的“道統(tǒng)”，這里的“道統(tǒng)”就是指真理世界。孔子說“士志于道”，在儒家看來，“士”是“道”的承擔者，明道與行道才是知識分子的終極使命。這也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精髓。儒家一直認為知識分子個體的人格尊嚴，體現(xiàn)的就是道的尊嚴。季羨林所佩服的梁漱溟和彭德懷，就是孟子所說的“不召之臣”在現(xiàn)代社會的化身。孟子說“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。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”，強調的也是季羨林所說的硬骨頭，即無論成敗進退，知識分子都應以真理作為人生的最終依歸。只有當“士”所依托的“道”，也就是真理的權威，遠遠超過君王的權威時，才是儒家所認可的理想社會。我想，這也是季老反復陳述“士”和“俠”的目的所在。

　　季羨林所強調的“士”的精神，包括儒家很多有價值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常識，在《孟子》中其實有更多的論述。但奇怪的是，季老卻一直認為孟子不是個思想家，認為孟子講的不過是“仁義”二字。最后季老承認，他“對孟子沒有研究”。從這些對話也可看出，季羨林對儒家文化的研究很少，他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關注和研究，可能更多的是與印度文化相關的佛教文化。但他晚年卻不自覺地陷入了以“士”為代表的儒家的思考中，這種心理軌跡也是很值得研究的。

　　對那些想了解季羨林心靈的人來說，這本書無疑是有價值的。但書名中出現(xiàn)“大國學”三字，卻不能不說是這本書最大的遺憾。雖然“大國學”是季羨林晚年媒體上炒得最響的一個概念，在我看來卻是最不靠譜的一個概念。在第40次口述中，季羨林其實已經(jīng)做了澄清，他先以“他不接受”表達了對自己隨口說的這個概念的不自信，隨后又解釋道：“我就是說，他們出版界，過去好多中國哲學史、中國文學史，這個‘中國’都是漢族的，滿族的沾一點邊。這是不對的。我說中國這個，五十六個民族，它發(fā)展程度很不一樣，不過我們腦袋里想著中國，必須想著五十六個民族?！睆乃@個說法可推理出，他其實想用“大國學”的這個說法，反對“國學”這個概念，而不是又提出了一個“大國學”的概念。第66次口述中，在蔡德貴提出“漢學、國學、中國學、華學”四個概念時，季羨林再次表達了他的認識：“我認為最不通的就是華學?！币簿褪钦f，這些提法在他看來都是不通的，這個“華學”也如“大國學”一樣，在他看來是“牽強附會”的。

　　按季羨林的學識，會天然地反對“國學”這個提法的，在我看來，這可能是他晚年要摘去“國學大師”稱號的一個基本心理動因。只要了解“國學”歷史的人便理解，其實這是個非常曖昧而屈辱的詞，它的誕生，暗含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已被西方文化邊緣化的命運。這兩個字，其實代表的是對于“西學”的抗爭史，毫無榮耀可言。季羨林提出“大國學”這個概念，目的是為了否定“國學”這個提法，絕不是想創(chuàng)造一個新概念。讀遍全書，沒看到季羨林對“大國學”三字的贊同之詞，然而卻偏偏用了“大國學”三字作為書名，只能說是這個時代的詭異之處。反正季羨林先生也無法反對了。